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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民国范儿

  在《新周刊》所谓民国范儿的访谈当中,陈丹青删掉了一个问题:“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民国人,你的写作也是民国风范,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”

  “我删掉的原因,第一这是一个误会,可能因为我刚回国,穿着唐装,看上去像民国老照片的人,我是1953年生的。说我的写作风范像民国,可能因为我喜欢画画,也喜欢写字,我喜欢从上往下写,从右往左写。”陈丹青说,跟同代人比较,和年轻人比较,自己天性喜欢怀旧,除了前面说到的这些原因,还跟出身有关。“我的祖父是一个国民党军人,我的外公是一个国民党军警,我的父母在没有变成右派以前是新中国的职员,说好听一点是干部,现在叫公务员,所以我从小隐隐约约知道我有一个军人的爷爷。”

  “我可能会对民国有感觉的原因跟出国也有关系。我一到美国就开始接触到很多台湾人,这个时候我真正见到了活的民国人,加上又读他们报纸。所以我可能比大家早20年、10年左右开始掉到他们圈子里。”陈丹青说。

  陈丹青36岁那年,得到了去台湾的签证,见到了自己的亲爷爷,爷爷当时82岁。“他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亲孙子。这件事情我有一部分感受写在我的杂文集里,叫《炎黄子孙》。结果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‘解放军对我蛮好的’,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。听坐在面前这个很陌生的老人跟我讲这么一段经历,所以我相信你跟一个民国人有血缘关系,而且他就坐在你面前,所以你想象民国的东西不一样。“

  什么是民国范儿?1979年,陈丹青在北京远远看见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廖承志。廖承志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,一脸宽厚,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,和人握手点头,谈笑风生,十足像个老爷。“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,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,为此还做检讨,检讨时仍旧开玩笑,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,逗大家笑笑,然后跳进棺材去。这就是民国范儿。”

  《民国范儿》发表以后,很多年轻人给陈丹青发来短信,“很有意思,有人会告诉我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民国人,他们家也有民国老照片,他们从小就喜欢那些照片,大家说不清楚是什么理由。他们说读了我的言论稍微有点明白,就把照片拿出来挂在外面。”还有人把网上的言论反馈给陈丹青,说一想起民国就想吐。

  “我看到两篇很认真的文章发表在网上,他们开始进入具体的问题。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,发了很多丑陋的民国照片,民国在穷乡僻壤拍到的贱民,长得很难看,还看到一些国民党官员难看的照片,他证明你不要说民国好看,民国有范,民国也有难看的地方。当然我没有说民国有多好看,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陈丹青说。“我只是在叙述一个我所目击有限的和想象无限的民国。”

  2 全民失范

  很多人心目中的民国都是“有范儿”的,文人有文人的范,军人有军人的范,国民有国民的范。那个年代的老百姓,即使穷得活不下去,被逼杀掉自己的孩子,也不会拿着刀去幼儿园杀别人的孩子。那个年代的时髦男女,即使只同居不结婚,也是讲究感情和格调的,像《长恨歌》里的王琦瑶,绝非今日《蜗居》里的海藻。《色戒》播映那年,陈丹青遇见余光中夫妇,余夫人说,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。

  “今天我只看到官员范儿,别的我看不到。”陈丹青直言不讳。在他看来,半个多世纪过去,民国的礼义廉耻信,早已经大规模失传,民国的种种恶倒是进步神速,发扬光大。“论恶的丰富性、创造性,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。”

  如今,能够冠以大师名号的人学识大都是从民国来的,“当今时代能否培养出大师、何时培养出大师”是教育界、文化界探讨已久的话题。“五四以后攒下来最优秀的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被全部摧残,没有一个留下。留下全部是钱学森这些人,但是等到死前才问为什么60年没有培养出大师。”陈丹青说。“但是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大学生,无数聪明的大学生,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”

  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时,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的美术学博士生学位,陈丹青曾多次发问: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?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?身为博导的他,当年没有找到答案。他只是清楚的知道,外语不及格,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,拿不到博士学位。陈丹青说,有位投考自己研究室的女考生,绘画成绩位居第一,但因外语、政治各差一分,落榜了。第二年再考,依然落榜。由于政治、外语关卡,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,唯有嘱咐意在投考的学生们“学好政治、英语”。

  陈丹青说,自己当时“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”。遗憾的是,他没有等到。

  对于很多人眼中极具民国范儿的台湾作家李敖,陈丹青坦言,自己曾经非常喜欢李敖,但是最近几年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“当他骂遍对手的时候他很孤单,他会想念一个强权。如果给他一个强权,他会怎么样?”

  3 再大的奖我都对它保持一个平视

  1980年,陈丹青以《西藏组画》而名声大噪,日后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。陈丹青用“经常有反差,有变化”来形容自己的生活。“下乡,是一反差:脱下鞋,脚踩进烂泥猪屎,农民犁地脱谷的情形跟汉代画像砖刻的情形一模一样;出国,是一反差:进了美术馆,发现我们庞大的美术界那点名堂不算什么;回国,又是一反差:原来小孩子要学画画,还得考政治,还要考外语。”陈丹青将自己的种种变化大致归于这三次大反差。

  对于那些崇拜自己的人,陈丹青也有理想的劝告:“年轻人要寻师,要听讲,当然理解的,但不要夸张一个人的作用,更不可看太高。”陈丹青坦言,如今被一些社会名流给弄得不成人样子。“包括我,便是这样子给弄坏掉的。我每每讲演,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,要拍照,我只好三陪小姐似地陪着耍,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。容我说句狠话:真有出息的青年,不做这类事。”告诫之余,陈丹青还不忘给出建议,“如果爹妈有钱,或咬牙挣点,将来自己出去看。到欧洲旅游别忘了带几包方便面,中国人离不开酱油和味精。欧洲人的肠胃大概是冰做的,旅馆通常不供应开水,所以别嫌烦,带个速暖水瓶,插上电源,可以泡泡茶。”

  谈及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,陈丹青感慨良多。这情结不仅来自于对这项世界最高奖项的崇拜,来自于急需要通过获得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,还来自于我们的周边很多国家都曾经拿过此项大奖。印度、日本、韩国,甚至孟加拉国都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。“我并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,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,我从来不追求任何奖,再大的奖我都对它保持一个平视,但是现在有一个诺贝尔奖在那儿很好,不断提醒我们,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。”

  4 很多事烂得我们也想不到

  陈丹青回国那年,韩寒只有18岁,中国当时还没有出现博客。“如今,韩寒的博客还在,但是艾未未的博客已经没有了。”陈丹青感慨道。“我真是没有想象力的人,我不知道未来的十年,说不定明年韩寒的博客就关了。”

  前不久,陈丹青应邀参加《南方周末》举办的中国梦的活动,他拼命想也没有想出来,“我是不做梦的人,梦了也忘记了。”

  陈丹青自嘲说,自己这代人,许多家伙到了老了,失败了,失落了,还是想不通,“还喜欢饭桌上慷慨激昂,瞎辩论,落下病了。”或许,经历过三次大反差的历练,陈丹青已入化境。“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,正派做人。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,他们很难,很辛苦,但我理解他们,尊敬他们。”

  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下,陈丹青应邀预测未来十年怎么样。“我问自己,我是一个不太抱希望的人,我从很小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抱希望,所以我没有想过希望将来会怎么样。预测我更不会,但是大家都喜欢听人预测,喜欢算命、看手相,将来会怎么样,能不能嫁得出去。”

  “我看到在中国很多事物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,好的我们想都想不到。但是很多事物是一天天烂下去,烂的我们也想不到。”陈丹青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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